鄒翔
公共衛生史學者

我是公共衛生史學者鄒翔,意大利高死亡率是防疫系統失靈了嗎,問我吧!

截至3月29日,意大利新冠肺炎累計確診97689例,死亡10779例。 每日新增確診居高不下,死亡率一次次刷新,許多人質疑政府防疫措施,卻不知意大利是歐洲最早實行“封城”,也是全球最早決定“封國”的國家。曾有力對抗黑死病的意大利,為何在新冠肺炎中成為疫情重災區?
我是鄒翔,武漢大學博士,曲阜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,牛津大學維爾康醫學史中心訪問學者。研究方向為歐美國家疾病與公共衛生史、精神醫學史。過去的防疫史,給意大利留下了哪些寶貴經驗?政府在新冠肺炎中的防疫措施,又該如何評價?關于意大利衛生防疫的過去與現在,問我吧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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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點 2020-03-30 進行中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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鄒翔 2020-03-31

您好,謝謝您的提問。歐美國家對于新冠疫情在開始的時候基本都沒有積極地應對。按照常識來講,是很難理解的。因為,在歷史上,發生過多次規模很大 的瘟疫,中世紀的鼠疫,近現代的天花、霍亂,還有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,西方的衛生防疫有很長的經驗教訓。特別是意大利、西班牙、法國500多年前就有專業的衛生機構,專門用來應對瘟疫,隔離檢疫也是在中世紀的時候就創立了。英國比他們晚一個世紀,在16世紀初,也開始隔離檢疫。他們本來有成熟的經驗。意大利民眾的做法,英國政府當局的表現,令人啼笑皆非。我個人覺得,這還是與他們的觀念、價值觀以及利益有聯系。這個疫情,雖然有中國的前車之鑒,但是在危難沒有到來之前,大家還是沒有意識到它的嚴重性,這是其一。在英國、美國的朋友們因為比較了解疫情,當時也給我們傳遞了他們對所在國家做法的無法理解。其二,還是自由民主的觀念,自由、民主這些東西在西方國家,在體制上即便已經很成熟了,也很難對它們的范圍進行界定,自由民主在有時候是可能走向極端化的。西方人對自由非常熱愛,但是新冠病毒與他們的自由是相反的。在不明了其危害嚴重時選擇不戴口罩也是正常的。其三,不同政黨之間存在政治利益的博弈,誰也不愿意對民眾的行為過分壓制而導致他們的反感,那么在未來就可能失去選票。當然還有的原因,也是非常重要的,隔離檢疫是要有經濟代價的,西方國家本來失業率就很高,經濟再衰退,可能導致更大的社會問題,為什么現在美國連槍支都被買光了,可能民眾也預見到什么,缺乏安全感。他們到現在也不愿意戴口罩,對于一些民眾來講,也部分地可以用情緒情感來解釋,他們自由散漫,漫不經心,自我,獵奇,覺得那樣很有意思,好玩兒,也就會那么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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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大利現在好些了嗎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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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好!魏碑書風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。
一般來時,我們把北魏的碑刻及造像記統稱為“魏碑”,有時也可涵蓋部分十六國和東魏、西魏、北齊、北周的碑刻。魏碑風格十分多樣,籠統而言,可以從時間上分成兩塊:平城時期和洛陽時期。兩者以孝文帝拓跋宏主持遷都洛陽(公元494)為分界。
整體來看,平城時期的碑刻結字更為奇古,因為上距漢魏不遠,字形中隸書的孑遺還很多,典型者如《嵩高靈廟碑》《皇帝南巡之頌》《司馬金龍妻欽文姬辰墓志》等,碑與碑之間風格差異較大。而遷洛之后,孝文帝力主漢化,書法也向南朝靠攏,風格漸趨統一,變得秀勁峻拔,這一時期典型的作品就有您舉出的《張猛龍碑》《楊大眼造像記》,以及《張黑女碑》、一眾元氏墓志等等。這是就整個社會的書寫風格而言。
然而,即便洛陽時期的碑刻較之平城時期規整不少,但相比隋唐碑刻仍然堪稱“每碑各出一奇,莫有同者”,我想在這當中,刻工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。刻工水平的差異,直接決定了從墨跡書寫過渡到碑刻過程中,字體發生形變的多少。這一點在佛教造像記中體現的最明顯。《楊大眼》屬于著名的“龍門二十品”之一,二十品中有19處位于龍門石窟古陽洞內,它們的刻制時間或有先后,但彼此風格之大相徑庭令人驚嘆。這是因為佛教造像記往往直接由工匠書丹,有的甚至直接跳過書丹環節,取刀便刻。對人手而言,運刀的不可控性自然大于運筆,再加上石質的差異,最終呈現的效果必定是千姿百態。而像《張猛龍》這類巨大的石碑,它的刻制是相對成熟的,其風格在魏碑中并算不上“奇”,只是清代以來曝光度比較高而已。風格最統一的便是諸方皇家墓志,如《元倪》《元暉》《元淑》《司馬顯姿》《高湛》等,它們之所以風格接近,且大多端莊秀麗,便是因為身份高貴,書丹、刻制皆良工故也。
順帶一提,魏碑同時的書寫習慣我們已經不難了解,可以參看《高昌墓表》(紫禁城出版社,2010),以及大同、洛陽等地出土的漆畫題記。若資料零散難以找到,不妨購置一冊已故的殷憲先生所著《北魏平城書跡》(文物出版社,2017),則可對經典碑刻之外的北魏書法擁有全面認識。
以上,謹供參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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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好!如您所說,魏晉南北朝石刻風格多樣,是學習書法的豐富養料,但也會給我們造成困擾。
不同于經典唐楷碑刻的莊嚴規整、刻工精良,大多數魏晉南北朝石刻刻工并不是很好,以至于較原本字形相去甚遠,臨摹者難以入手,故而啟功先生有“學書別有觀碑法,透過刀鋒看筆鋒”之訓。我認為,啟先生這句話要分學術和藝術兩種視角看待。
首先,就學術而言,“透過刀鋒看筆鋒”在當下是比較容易實現的。單就魏晉南北朝石刻來說,我們擁有高昌墓表、敦煌寫經、漆畫題銘、吳晉簡牘等數種資料可供參考,這在考古工作尚不科學、網絡媒體并不發達的年代是難以想象的。所以,借助這幾種材料去學術地復原石刻原先的墨跡狀態,并不困難。啟先生本人即得力于敦煌寫經甚多,他以寫經筆意寫唐碑便是很好的嘗試。
然而,對于書法藝術而言,學術地復原并不是唯一路徑。我們還必須學會藝術地看待石刻。
魏晉南北朝石刻固然有因刻工粗劣導致筆法乖戾、字形支離的例證,但正是這種不可控因素的存在,才讓石刻文字呈現出多樣的面貌。如果一味地用墨跡復原“筆鋒”,那么書法學習就容易變得單一、無趣。清代以來不乏學碑高手,如伊秉綬、趙之謙、何紹基、于右任、徐生翁、胡小石、林散之、馬士達、華人德等,他們都沒有走“透過刀鋒看筆鋒”的路子,卻仍能分別達到不俗的藝術境界,可謂千人千面,極具辨識度。清人姚孟起云:“古碑貴熟看,不貴生臨,心得其妙,業始入神。”(《字學憶參》)我想也許是解此道的一副錦囊。我們在臨摹的時候,需著重留意碑刻的空間布白,多體會其不落俗套的字勢,借鑒前人學碑的經驗,下筆時拋開教條,久而久之,自然能對碑刻中可學與不可學的部分有所揚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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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好!有的。按我的理解,您想問的應該是那些最初立于地上、至今仍然存世的碑刻吧?我按時間順序列一下:
1.東漢《校官之碑》。光和四年(181)立,1957年出土于溧水中學,現藏南京博物院。該碑以隸書寫就,碑文記載光和年間溧陽長潘乾的品行與德政。南方漢碑不多,故《校官之碑》顯得尤為珍貴;
2.東吳《禪國山碑》。與2同立于天璽元年,地點在陽羨(今宜興)董山,今天仍可看到。碑文記載了封禪(帝王祭告天地的典禮)過程,仍舊是孫皓為續命而做出的行為。此碑形制特殊,“微圓而橢”,四面環刻,字體為小篆,線條渾圓;
3.南朝宋《晉恭帝墓碣》。永初二年(421)立,1960年發現于南京富貴山,現藏南京市博物館(“虎踞龍盤”展廳)。碣文共26字,隸書。晉恭帝即司馬德文,元熙二年(420)被劉裕所弒,葬于蔣山(今紫金山)南麓沖平陵,此石碣即為沖平陵前指示物;
4.南朝梁《蕭正立墓神道柱》。天監十年(511)立,位于今江寧區江蘇海事職業技術學院內,共兩件,南北相向。現僅南柱柱額楷書銘文可識“梁故侍中/左衛□□/建安□□/之□□”,其余多漫漶不清。蕭正立為梁武帝蕭衍之侄;
5.南朝梁《蕭秀墓神道碑》。約立于天監十七年(518)之后,位于今棲霞區甘家巷小學內,現存石碑兩通,東西相對,碑文皆漫漶不可辨。蕭秀為蕭衍之弟;
6.南朝梁《蕭憺神道碑》。約立于普通三年(522),位于今棲霞區甘家巷石刻公園內,現存碑身、龜趺完整組合一套,以及龜趺兩個。完整的東側神道碑為南朝碑刻中存字最多者,楷書書寫,極為珍貴。蕭憺為蕭衍異母弟;
7.南朝梁《蕭景墓神道柱》。普通四年(523)立,位于今棲霞區十月村,現存西側石柱為南朝神道柱中保存最好者。柱額銘文為反左書“梁故侍中/中撫將軍/開府儀同/三司吳平/忠侯蕭公/之神道”。蕭景(本名蕭昺)為蕭衍堂弟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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